德泓智庫 | 破譯城市更新資金密碼:政策、資本與治理的深度協同
在城鎮化率突破65%的關鍵節點,中國城市發展正經歷從“增量擴張”到“存量提質”的歷史性轉折。2025年6月,財政部、住建部公示的中央財政支持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名單(北京、鄭州、廣州等20城入選,最高獲12億元差異化補助),標志著城市更新正升級為國家戰略級投資領域。這一決策背后,是超60萬公里地下管網老化、城中村人居環境滯后等民生痛點與超萬億資金缺口的深層矛盾,更是通過制度創新破解“錢從哪來、如何花好、怎樣可持續”的系統性探索。
本文基于政策文件與典型實踐,從政策頂層設計的邏輯重構、資金體系的協同矩陣、多元主體的共治模式三大維度展開深度解析。
一、政策頂層設計:中央財政“精準滴灌”的邏輯重構與機制創新
(一)政策定位:從“財政補貼”到“戰略杠桿”的升級
2025年中央財政支持城市更新的20城名單,首次將鄭州、宜昌等中部城市與北京、上海等直轄市并列,體現“區域均衡+治理優先”的篩選邏輯。根據《2025年度中央財政支持實施城市更新行動評選結果公示》,資金分配遵循“東部控規模、中西保重點”原則:
東部地區(如蘇州、溫州)市場化程度高,單城補助≤8億元,側重引導社會資本參與;
中西部及直轄市(如蘭州、烏魯木齊)民生短板突出,單城最高獲12億元,重點支持地下管網、污水治理等“保底工程”。
核心邏輯:中央財政不再是單一資金供給方,而是通過“競爭性選拔+差異化補助”激活地方政府治理動能。例如,北京“城市體檢+更新專項規劃”機制成熟,鄭州“地下管網動態更新系統”試點成效顯著,成為首批入選的非直轄市代表,凸顯政策對“機制創新”的傾斜。
(二)資金投向:從“單一基建”到“民生+消費”的雙輪驅動
中央財政資金明確投向樣板項目建設與機制建設兩大方向,首次將“消費型基礎設施”納入支持范圍:
樣板項目建設:地下管網攻堅聚焦燃氣、供排水管網改造及綜合管廊建設,例如哈爾濱、西寧等北方城市重點推進供熱管網節能改造,單個項目最高可獲中央補助的40%;污水治理革新要求“廠網一體”模式全覆蓋,海口、宜昌等沿江城市需建立“按污水收集效能付費”機制,財政資金從“補建設”轉向“補運營”;存量空間活化要求歷史文化街區(如蘭州黃河風情線)、老舊小區(如廣州永慶坊)改造需同步植入文旅、餐飲等消費場景,北京、長沙等地已將“口袋公園+社區商業”融合項目納入補助清單。
機制建設:項目生成機制要求建立“城市體檢—更新規劃—項目儲備”全鏈條管理,廈門、濟南等城市試點將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納入更新項目庫,實現“隱患房屋動態清零”;資金籌措機制首次明確財政資金需與國債、專項債、社會資本協同,例如鄭州試點“中央補助+專項債+銀行貸款”組合模式,單個老舊小區改造項目綜合融資規模提升3倍;用地審批機制支持盤活存量低效用地,烏魯木齊、包頭等資源型城市探索“工業用地轉型商業用地負面清單”,縮短更新項目土地審批周期50%。
(三)管理創新:從“粗放撥款”到“清單閉環”的制度革命
中央財政首次引入“清單制+績效掛鉤”管理模式:
項目清單動態管理:入選城市需在60日內提交《城市更新三年行動方案》,明確年度項目清單及資金使用計劃。例如,天津、大連等城市已公布首批清單,涵蓋127個地下管網項目、89個老舊小區改造項目,資金到位后3個月內須開工;
資金閉環監管:要求建立“項目收益—資金回流”監測系統,廣州、杭州等城市試點區塊鏈技術追蹤資金流向,嚴禁中央補助用于商業開發或償還地方債務;
績效考核掛鉤:財政部會同住建部每年開展成效評估,對資金使用低效、項目進度滯后的城市,扣減下一年度補助額度。2024年某西部城市因管網改造進度不足30%,被暫停后續資金撥付,形成強烈警示效應。
(四)政策聯動:財政與金融的協同破局
中央財政政策與金融監管創新形成“組合拳”:
貸款政策突破:金融監管總局正研究出臺專項貸款管理辦法,允許銀行對納入中央財政支持清單的項目,提供“拆遷補償+二級開發”全周期貸款,且清單內項目不納入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。這一政策直擊此前“一二級開發分階段授信”的堵點,預計釋放萬億級銀行信貸空間;
債券工具協同:超長期特別國債(2025年8000億元)與專項債(4.4萬億元)向城市更新傾斜,其中超長期國債重點支持“百年工程”(如武漢長江堤防加固、成都地下綜合管廊),專項債優先支持有收益的片區開發(如鄭州金水區“老舊小區+商業綜合體”捆綁項目);
社會資本引導:中央財政通過補助資金的10%-15%設立“城市更新引導基金”,深圳、上海等地已撬動社會資本比例達1:8,重點投向舊工業區轉型、智慧基礎設施等市場化項目。
筆者認為:中央財政的頂層設計,本質是通過“制度創新—資金撬動—市場激活”的邏輯鏈,構建“政府保基本、市場謀升級”的可持續模式。對于地方政府而言,需從“爭資金”轉向“爭機制”,通過城市體檢、項目謀劃等軟實力提升,獲取政策紅利;對于市場主體,應聚焦中央財政明確的“消費型基礎設施”“機制建設”等新賽道,把握清單制下的精準投資機會。
二、資金路徑解析:政策性資金與市場化工具的協同矩陣
(一)政策性資金:筑牢民生底線的“壓艙石”
政策性資金以財政主導、公益導向為核心,重點覆蓋收益性弱但社會價值高的領域,形成城市更新的基礎支撐。
- 中央預算內投資:精準滴灌民生短板規模與投向:2025年中央預算內投資規模達7350億元,其中城市更新領域占比超20%,重點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、地下管網改造、公共服務設施補短板。例如,鄭州老舊小區改造項目獲中央預算內投資5億元,專項用于水電氣管網更新及適老化改造。政策邏輯:資金無需償還,不增加地方債務壓力,優先投向人口凈流入城市及“城市體檢”識別出的高風險區域。如武漢漢江灣片區城中村改造,通過中央預算內投資撬動地方配套資金4倍,實現拆遷補償與基礎設施同步推進。
- 超長期特別國債:聚焦百年工程的戰略投資戰略定位:2025年新增額度8000億元,期限20-30年,重點支持地下管網、防洪排澇、老舊電梯更新等具有長期使用價值的項目。北京率先將2000年前建成小區的電梯更新納入國債支持范圍,單臺最高補貼15萬元,改造周期從傳統模式的5年壓縮至2年。申報要點:項目需具備全生命周期運維方案,周期≥15年,2025年新增數字化改造(如智慧水務系統)。例如,上海蘇州河沿線地下綜合管廊項目,配套智能監測系統,獲批國債資金20億元。
- 地方政府專項債券:收益平衡的片區開發引擎規模與結構:2025年專項債額度4.4萬億元,其中15%(約6600億元)明確用于城市更新,單個項目最高可申請15億元。廣州黃埔區“城中村改造+商業綜合體”項目,通過土地出讓收益與商鋪租賃收入平衡資金,獲批專項債15億元,為全國同類項目最高額度。收益要求:需滿足收益/融資本息比≥1.1倍,優先支持停車場、商業配套等有明確經營收入的項目。鄭州金水區“老舊小區+社區商業”捆綁項目,通過“物業費+租金”測算,獲批專項債8億元,實現公益與商業開發協同。
- 政策性銀行貸款:長周期低息的公益護航工具創新:國開行、農發行通過專項借款、PSL(抵押補充貸款)等工具,為公益性項目提供15-20年期限、利率接近LPR的貸款。例如,農發行濟南分行向明府城歷史文化街區更新項目發放55.5億元貸款,用于古建筑修繕與文旅設施建設,貸款期限18年,利率較市場水平低1.2個百分點。審批機制:實行“名單制”管理,需納入住建部城中村改造或城市更新示范項目清單。武漢硚口區漢江灣片區項目從申報到放款僅用45天,創政策性貸款審批時效紀錄。
(二)市場化工具:激活社會資本的“乘數效應”
市場化資金以效率優先、收益導向為原則,通過金融產品創新破解傳統融資壁壘,提升資金投放效率。
- 城市更新貸款:從“制度堵點”到“全周期貫通”政策突破:金融監管總局擬出臺《城市更新項目貸款管理辦法》,建立“政府初選清單+銀行自主評審”機制,允許銀行對土地一二級開發聯動項目提供全周期貸款,且清單內項目不納入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。產品創新:建設銀行“城市升級貸”:最長貸款期限達40年,允許以未來經營收益權質押,適配長周期更新項目;恒豐銀行銀團貸款:為聊城高新區長江路片區項目授信61.3億元,覆蓋拆遷補償、安置房建設及商業開發全流程,開創“一貸到底”模式。
- 城市更新基金:政府引導與市場主導的雙向探索政府引導基金:以“母基金+子基金”模式撬動社會資本,如廣州200億元基金重點支持軌道交通沿線更新項目,已落地12個TOD項目,帶動社會投資超1000億元。民間資本主導基金:以上海800億元基金為代表,側重商業開發領域,通過“租金分成+資產證券化”退出。無錫運河灣項目引入平安建投等社會資本,改造后物業估值提升30%,年化收益率達7.5%。
- REITs與資產證券化:打通“投融管退”閉環適用場景:適用于有穩定現金流的產業園區、保障性租賃住房項目。北京酒仙橋老舊廠房改造項目發行首單城市更新類REITs,底層資產年化收益率6.5%,吸引保險資金等長期資本介入。政策紅利:2025年證監會擬擴大REITs試點范圍,允許將歷史文化街區運營收益納入底層資產。成都寬窄巷子更新項目已啟動REITs籌備,預計釋放融資空間15億元。
- 信托與信用債:靈活補充與主體信用依賴信托貸款:多用于項目前期“過橋融資”,成本較銀行貸款高2-3個百分點,但審批周期縮短50%。深圳某城中村改造項目通過“代建+信托計劃”提前6個月啟動拆遷,資金使用效率提升40%。信用債:依賴城投平臺信用評級,天津發行600億元城市更新專項債,票面利率3.2%,用于全市舊改項目資本金補充,募集資金規模創同類債券紀錄。
(三)兩類資金協同邏輯:政策引導與市場效率的有機統一

典型案例:武漢漢江灣片區城中村改造項目中,中央預算內投資12億元(政策性資金)用于安置房基礎建設,農發行專項借款288億元(政策性銀行貸款)覆蓋拆遷補償,社會資本設立的城市更新基金50億元(市場化資金)用于配套商業開發,形成“公益打底—開發反哺—資本退出”的完整資金鏈。

(四)融資策略建議:精準匹配項目屬性與資金特征
- 公益類項目(如地下管網、歷史街區保護):以中央預算內投資+超長期國債+政策性銀行貸款為主,優先爭取財政貼息降低成本;
- 準公益類項目(如老舊小區改造+基礎商業):采用專項債+城市更新貸款+政府引導基金組合,通過“使用者付費+財政補貼”平衡收益;
- 商業類項目(如產業園區轉型、TOD開發):以市場化銀行貸款+REITs+民間資本主導基金為主,強化資產證券化設計提升流動性。
筆者認為:城市更新資金路徑的核心在于“分層融資、協同互補”——政策性資金解決“有沒有”的問題,市場化工具解決“好不好”的問題。地方政府需建立“項目庫—資金池”動態匹配機制,例如廈門通過“城市更新智慧平臺”實時監測項目進度與資金缺口,實現財政資金與社會資本的精準對接。
三、多元主體共治:從“政府獨唱”到“市場合唱”的模式創新
城市更新的復雜性決定了其無法依賴單一主體推進,需構建“政府引導、市場運作、公眾參與、法治保障”的多元共治體系。以下結合政策實踐與典型案例,解析核心模式的創新邏輯與實操路徑。
(一)PPP模式:經營性項目的市場化破局
政府通過公開招標引入社會資本,成立項目公司負責投融資、建設及運營,收益按約定比例分配。
適用場景:邊界清晰、收益機制明確的片區開發項目,如老舊街區改造、停車場建設等。
典型案例:江蘇“城新貸”項目通過“財政貼息1%+銀行貸款”模式,為蘇州某老舊街區改造項目降低融資成本67%,截至2024年8月已撬動社會資本570億元,其中財政資金與社會資本比例達1:14。
政策突破:針對PPP模式普遍面臨的“10%紅線”限制(財政支出責任占比不超過一般公共預算10%),部分城市探索“肥瘦搭配”機制,如鄭州將無收益的管網改造與有收益的商業地塊捆綁,提升項目整體可行性。
(二)“政府+房企+產權人”三方合作:城中村改造的利益平衡
政府負責政策制定與公共配套,房企承擔拆遷與開發,產權人通過貨幣補償、物業返租等方式分享收益。
適用場景:產權復雜、公益性強的城中村或舊廠區更新,如武漢硚口區漢江灣片區、廣州黃埔村改造。
典型案例:武漢漢江灣片區引入華潤置地作為實施主體,政府提供土地收儲政策支持,房企投資300億元完成拆遷與商業開發,產權人可選擇“貨幣補償(1.8萬元/㎡)+優先購買回遷房”或“物業返租(年收益5%)”,項目帶動周邊土地價值提升40%,形成“改造—增值—反哺”閉環。
機制創新:產權置換:深圳南頭古城改造中,產權人可將舊宅置換為商業街區股權,享受未來租金分紅;留改拆結合:北京首鋼園區更新保留70%工業建筑,房企負責改造為文創空間,政府通過稅收優惠引導產業入駐,實現歷史保護與商業開發雙贏。
(三)居民自籌+消費金融:老舊小區改造的微觀激活
政府補貼公共設施改造,居民承擔室內裝修及個性化需求,銀行提供消費貸、公積金貸款等金融支持。
適用場景:2000年前建成的老舊小區,如北京勁松北社區、上海曹楊新村。
政策創新:北京公積金貸款優化:將貸款期限從“房屋剩余使用年限減3年”延長至“土地剩余使用年限減3年”,最長可達30年,月還款額降低24.4%,居民改造意愿提升60%;上海“1+1+1”資金配比:政府補貼(公共管網)+居民自籌(室內改造)+銀行消費貸(適老化設備)各占1/3,某試點小區通過該模式實現100%居民簽約。
(四)區域差異化策略:適配城市能級與發展階段
超大特大城市(如北京、上海):重點探索“REITs+TOD開發”模式,利用軌道交通增值收益反哺舊改。北京地鐵19號線沿線舊改項目,通過土地出讓金溢價計提5%設立更新基金,預計籌集資金超100億元。
中小城市(如許昌、蕪湖):聚焦“財政貼息+消費金融”組合,對居民自籌部分給予2%-3%利率補貼,許昌市2024年通過該模式推動120個小區改造,居民參與率達92%。
資源型城市(如包頭、烏魯木齊):優先發展“綠色金融+產業導入”,包頭利用碳減排貸款支持工業遺址光伏改造,同時引入新能源企業入駐,實現“生態修復+產業升級”雙重目標。
筆者認為:多元主體共治的核心在于“權責清晰、利益共享、風險共擔”。政府需從“全能型管理者”轉向“規則制定者與服務者”。
結語
城市更新的本質,是一場關于城市發展模式的深刻變革。破解資金與機制的雙重瓶頸,需要中央與地方、政府與市場、政策與技術的深度協同。當中央財政的“清單制”成為資源配置的指揮棒,當金融創新的“組合拳”打通資本循環的任督二脈,當多元主體的“共治網”編織出利益平衡的最大公約數,城市更新才能真正實現從“輸血”到“造血”的質變,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開辟新空間。
作者:李安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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